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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影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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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与探讨

    (这个论文也是对儒家改革的一个借鉴,但不是主要依据,更多的儒家改造应该集中在哲学上的基本立足,我个人其实认为本论文比较牵强,也不是比较有学问的学者和研究员的论文,影响力也很低,只是资料都比较准确而已)

    【内容提要】传统儒家文化一直以来在东亚地区就zhan有重要位置,是该地区文化的主导。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东亚地区经济出现了连续3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虽然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奇迹”遭到一些质疑,但是经历金融危机的东亚地区经济仍然增势较高,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蓬勃开展。在东亚经济发展之中,文化因素特别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起到了其特殊作用。经济发展与文化联系紧密,东亚经济发展和传统儒家文化之间有着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传统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并非格格不入,西方的经济学者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质疑有不当之处。传统儒家文化潜移默化地促进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也在不断的发展之中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因素有可能在促进东亚经济合作共同发展、共同面对经济全球化冲击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儒家文化;经济合作与发展;非正式制度

    引言

    20世纪60至90年代这三十多年以来,东亚地区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的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东亚地区的这种经济高速增长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因而引起了世界各国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广泛关注,大量的各种样的研究开展了起来。一般来说,东亚包括1993年世界银行东亚奇迹报告书(EastAsianMiracle)中称为“高速经济增长”的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盟成员国以及在东亚最早实现现代化的日本和1978年以来凭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从表1可以看出来,从1970年到1980年期间,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实现了GDP年均增长率达到5.12%至9.74%的高速增长。从1980年到1990年期间,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实现了6.489%的年平均增长率。从1990年到2000年,这期间虽然经历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但是东亚各国和地区仍然保持了5.451%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东亚地区的经济活力仍然存在。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发展的各种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是很多的,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其持续的高速度和持久的活力而使得世界上除发达国家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显得有点黯然失色。因此世界范围内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关注是必然的。1993年世界银行还专门编写了东亚奇迹报告书(EastAsianMiracle)。发展主义-新古典主义,依附-世界体系论和“国家主义”理论(以“发展型国家”理论为主)基本上构成了当前东亚发展研究的三大流派。这三大流派主要是从纯经济学理论(强调市场主导作用)和政治经济学理论(重视政治因素)去研究东亚经济发展。而从文化角度采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及方法进行东亚经济发展研究的也很多。文化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制度,属于这个层次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还有演进经济学、经济社会学、新经济史等。而发展经济学作为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理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也开始打破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统治地位而产生出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的基本理论意义在于,它认为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终源泉可以归结为人力资本和知识的生产与积累。这些在东亚的经济发展中都和儒家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像马克思•韦伯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样,论证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也很多。比如HermanKahn的《TheConfucianEthicandEconomicGrowth》,森岛通夫的《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杜维明的《新加坡的挑战-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黄光国的《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小R•霍夫亨兹和K•E•柯德尔的《东亚之锋》,吴建华的《东亚现代化与中国》等都从不同方面论证儒家文化促进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等国内的学术机构也出版了一些含有从文化角度研究东亚经济发展的著作如《亚洲现代化透视》、《亚太研究论从》、《亚太地区发展报告》等。此外还有许多中外学者和科研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经济发展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制度因素。本文也试探着从传统儒家文化角度来研究探讨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着重从先找出传统儒家文化中与现代东亚经济(市场经济性质)相适应的因素和观念而再探讨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理解传统儒家文化和理解经济发展

    (一)传统儒家文化的发展

    探讨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首先应该明确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由这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和普遍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再来演绎到传统儒家文化和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上面,从东亚地区zhan有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来理解传统儒家文化和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定义和内涵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思考角度有着不同的解释,现在世界上有关文化的定义和内涵的解释大约有一百多种。由于本文探讨的是传统儒家文化,而传统儒家文化是源于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因此着重来看一下中国学者是怎样给文化下定义的。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认为:“‘文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移译而来。此二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顾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须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什么叫‘文化’?,这两个字,本来很难下一个清楚的定义。普通我们说文化,是指人类的生活;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总括汇合起来,就叫做文化。但此所谓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并不专指一时性的平铺面而言,必将长时间的绵延性加进去,譬如一个人的生活,加进长时间的绵延。那就是生命。一国家一民族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加进绵延不断的时间演进,历史演进,便成所谓‘文化’”这里所讲的文化是从生活演进或者说是从历史演进上给文化下的定义,就好像东亚地区的文化是东亚地区从历史上以来的各种生活积累沉淀而形成的。传统儒家文化起源于面积广大而又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国大陆地区。在几千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一直是东亚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也就自然成为了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竞相学习和仿效的榜样。而中国文化又是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自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传统儒家文化一直就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主导,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历朝历代治国的指导思想。这套儒家思想在传统封建农耕经济占主导的社会之中起到了维持社会稳定保证经济生产和生活正常有序进行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样,也使中国一直以来在东亚地区保持了其头号强国的独尊地位,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这样的区域性国际体系。因此,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也就被周边的各东亚国家吸收了。先是与中国最临近的朝鲜、日本和越南接受了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再是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来自中国内部人口的压力而引起的“下南洋”移民活动,大量华人迁徙到东南亚地区谋生,也自然的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随之带来了,东南亚地区也受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概言之,诸如1993年世界银行东亚奇迹报告书中所提及的东亚地区各个经济体都受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深远影响。虽然有些西方学者质疑东南亚地区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但他们也承认“当将这个观点运用于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时,听起来却有点牵强,但(造成社会分裂的)事实是东南亚地区的商界名流多数是华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整个东亚地区的主流文化地位是明显的,它深深渗入到东亚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文化与生活紧密相连也当然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经济是人们生活的重头戏也自然有其历史性演进发展的不断沉淀积累。文化与经济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的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演进过程之中。文化也有其层次之分也可以说文化是包含几个层次的。也是一位中国著名学者费孝通认为文化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产、生活的工具,国家、社会用什么样的工具、器物来生产、生活。比如中国人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印度人用手抓,所用的器物不一样。这当然也包括国家打仗时用什么,用洋枪大炮、还是大刀长矛?这是器物层次;第二时组织层次,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定义,包括这个社会里面怎样把个人组织起来,让单独的个人能够结合在一起、在一个社会里面共同生活以及他们之间怎样互动。它包括很多内容,比如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此外还包含一个价值观念的层次,人怎么想,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什么好?什么不好?好还之间,各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选择标准不一样。三个层次不可分割,是一个有机整体。传统儒家文化是产生在农耕经济发展得很好的中国大陆的,在器物层次上那种原来的旧的传统儒家文化是没有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西方文化那么更接近于现代化。然而传统儒家文化指导下的中国的确保持了2000多年的世界领先水平,西方文化现在坐在世界上所处的强势地位也不过是西方经济力量强大的结果。不能够就简单的从器物层次上去全盘否定某种文化是否适应某种社会经济状况。传统儒家文化虽然产生在一种器物层次上比较落后的基础之上,但任何事物都是要看它的边际发展趋势的,看它这种边际发展趋势是不是先前发展并在发展中不断自我扬弃,既克服又继承。就传统儒家文化自身发展历程而言,不同时期的儒家文化也是有不同含义的。特别是在当代世界东亚地区所奉行的儒家文化跟孔子、孟子时代的儒家思想就有了很大的不同,虽然在语言表达形势上有相同相似之处,但其实质内容和指导的对象就完全不同了。儒家思想儒家文化是不断与时俱进的,是能被重新思考重新定位的。就比如说,过去传统儒家文化强调的忠孝观念,在过去强调忠孝观念是对封建君主和家长的忠诚不二。而当今时代这种忠孝观念应用到经济生活中去可以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忠于职守程度可以强调员工的责任意识,从而保证制度的有效运行以促进经济发展。可想而知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今世界市场上,企业要想生存如果没有广大员工的忠于职守和奉献精神是不可能的,光强调西方式讲求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主义观念是行不通的。创立有效的制度促进经济发展也需要有相应的观念意识跟进。在当今时代,传统儒家文化应是更注重在组织层次和价值观层次发挥其作用。儒家文化在当代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是更多的以组织层次和价值观层次展现在经济之中,并且提高自身的器物层次水平,从而在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展现出自身独特优势。

    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是有许多不同角度的定义和内涵的,而且还有器物层次、组织层次、价值观层次三个不同的层次。传统儒家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也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特征和内涵。传统儒家文化也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以及儒家思想传播到东亚各国上千年来社会经济生活的积累沉淀之结果,是一种不断发展的文化,不是停滞不前更不像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顽固不化愚昧落后而阻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传统儒家文化虽然产生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封建社会刚起步的时期,但是传统儒家文化是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甚至是东亚社会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完善发展的,这样才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儒家思想体系而被东亚地区各国所接受。有的学者这还把儒家思想当作一总宗教即“儒教”,把“儒教”与西方基督教新教来做促进经济发展上的比较。从近代以来东亚地区(日本除外)的落后受压迫状况一度使人们怀疑传统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适应性,身为东亚国家的日本也大为鼓吹“脱亚入欧”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而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东亚地区一支独秀的经济快速发展又使人们重新思考儒家文化。这是儒家文化与时俱进的结果。儒家文化在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价值观层次三大层次上都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不断积累沉淀而向前发展进步的。不能因东亚地区近代以来的落后不发达及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就否定儒家文化的积极作用。一瑕不掩美玉,传统儒家文化作为三个不同层次的生活沉淀积累,在其发展过程中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有些糟粕存在其中,有些糟粕还真正是严重阻碍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比如过分强调“重义轻利”和“存天理,灭人欲”等。从一般意义的文化概念上我们知道了传统儒家文化会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进步。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一个文化而言,随着生产力水平变化,上层建筑中社会组织以及价值观念也不断变化。要秉着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的态度来对待传统儒家文化,积极挖掘传统儒家文化中具有积极进步意义能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成分。传统儒家文化是一种动态发展的文化。

    (二)东亚经济发展的真实性

    而经济发展本身就是很明显的动态过程。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经济增长(economicgrowth)是有区别的。有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者定义区别的解释也有很多。这两个概念的重大区别是大家所共同承认的。区别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在经济学研究中有重大意义。

    经济增长(economicgrowth)是指社会财富即社会总产品量的增加,它一般是用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来表示。所谓经济增长是指一国经济在一定时期内(一般期限可以短至一年)实际的(即按不变价格计算)产值或收入的增长。由此可见经济增长这个概念比较注重的是数量上的增长,是表面上的社会财富和总产值的增长,不过多的关注经济增长或者更明确的是数量上的社会财富增长背后的结果。这是概念上的定义把经济增长定义在注重表面上的数量增加的范围之内。我们就遵照这个定义来研究经济问题。那么东亚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主要以GDP的高速增长率体现出来)就值得我们去思考这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不是一定带来了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仅仅只以GNP或GDP的增长幅度来看待某个经济实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是不够的。本文探讨的经济发展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会与经济增长概念混淆的经济发展,而是按照经济学上有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定义严格区别两者,承认它们的区别。另外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增长从概念上来讲虽然是比较重视社会财富社会总产值数量上的增长,但也并不是说只以社会财富社会总产品数量上的增长为唯一标准,还要考虑到其他变量的情况。说道经济增长,我们提出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真正的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停滞状态则导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续的增长,虽然平均收入在时间相当长的周期中可能有升有降。东亚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经济持续增长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从表二、表三的东亚地区部分国家和地区的GDP值和人均GDP值可以看出这一点来。由于中国是从1978年才开始搞改革开放的,因此取1980年到2002年的经济体GDP值才能更好的体现出东亚地区的整体状况。从人均GDP值的增长情况来看,有的国家和地区近几年内有一些回落的情况,但总体来说还是在这短短的30多年间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这可以充分说明这30多年间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是超过了人口增长,经济增长所增加的社会财富远远足以抵消人口增长所增加的消耗,社会总收入的增长确实超过了人口增长。东亚地区的30多年的经济持续增长符合经济增长的含义,是的的确确的经济增长。这也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

    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的概念则更为复杂。首先从发展这个概念上来讲就有很多解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上都有。这些有关发展的理论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认为发展是单一国家的行为,存在一种普遍的发展模式。这种视角的发展理论有一些共同特征:它们分析的单位是共同的,即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分析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战略和社会系统,并由此而认为,发展就是耽搁国家和单个社会的发展。他们还追求一个普遍的一般的模式。这些理论均以一个假定为前提,不论各个国家在历史上、文化习俗上、资源禀赋上有何差异,都可以走一条普遍的发展道路,遵循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模式。所以,这些发展理论的共同结论便是,只要新独立的发展中或非西方国家遵循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就能成为现代化国家。另一种视角认为发展是一种区域行为或世界行为,发展受制于国际环境。这是20世纪60至70年代出现了著名的“相互依存理论”、“霸权稳定理论”、“依附理论”、“中心—外围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强调,发展并非只是一个国家的行为,发展是一种“区域行为”或“世界行为”,应当将发展纳入“区域体系”或“世界体系”之中。发展这个概念的含义是多样的,它比增长这个概念要宽泛很多。经济发展作为一种发展来讲是有比经济增长更深层次的含义的。经济发展(economicdevelopment)当然包括经济增长,但是,它还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的变化、产出结构的变化、产品构成的变化与质量的改进、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分配状况的改善。经济发展比经济增长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和复杂得多。当然,没有经济增长就不会有经济发展,就此而言,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收入在一个长时期内增长的过程,条件是处于“赤贫线”下的居民人数不再增加,收入分配不会变得更不公平。具体来说,这一定义包含三个要素:一是实际收入,即消除通货膨胀影响以后的收入;二是人口平均收入,如实际收入每年增长2%,而人口也每年增长2%,那么经济就无发展而言;三是在一个长时期内,迈耶认为至少要20至30年。可见,经济发展强调的是一国人均实际收入的持续增长。经济发展不当包括经济增长,而且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方面的进步和改善。在产业结构进步方面,第一产业产值所占比例减少。而第二、三产业产值所占比例提高;社会结构方面,譬如文盲在人口中的比例日趋下降,中产阶层的家庭在全国全部家庭中所占的比例扩大;在政治结构方面,譬如民主政治的方式日渐普及,而传统的权威阶层逐步退出政治舞台,等等。在这些结构变化中,经济不发达现象渐告消失,低下阶层的生活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趋于上升,显性和隐蔽性失业逐步缓和,非正常外贸转为正常,等等。总之,经济发展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如增长概念那样),而且是一个多层面的质的概念,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多个层面。东亚地区30多年来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确是带来了经济发展。原来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农业部门比重十分大的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东亚地区的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大大上升了。那种“无工作的增长、无声的增长、无情的增长、无根的增长、无未来的增长”这五无增长的现象没有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东亚经济增长中出现。东亚经济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实现了经济发展,是真正的经济发展。保罗•克鲁格曼也认为:“但是,这样的调整也不能掩盖经济进步的惊人现实。因为人们不能只着眼于官方的增长数据,亚洲的进步是可以用肉眼观察得到的:摩天大楼取代了昔日的小破棚屋;高速公路取代了昔日的乡间小路;小汽车取代了昔日的自行车。工资的迅速提高,不仅可以在官方的数据里,也可以在私营公司招聘员工时得到证明。当然,最显而易见的是,有了挣到了足够多的钱,去购买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并在各条新开辟的航线上乘飞机旅行,应该说,亚洲的增长是真实的。”东亚经济发展是真正实现了。

    从普遍意义上的文化和普遍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来看,文化和经济发展都应该是而且能够成为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或者说是呈运动发展的趋势。这种过程和趋势的前进发展也是按边际原则进行的,不会总是顾及沉重的过去。儒家文化虽然也曾经阻碍过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但重新被认识、重新被运用的传统儒家文化同样可以在东亚经济发展中发挥起作用。在传统儒家文化重新被挖掘被定位的过程中,在东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两者是动态的发展进步的。传统儒家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文化体系,伴随着东亚经济发展而发展。

    二、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总要素生产率(TFP)

    传统儒家文化到底适应还是不适应东亚经济的发展?产生在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儒家文化是不是就一定阻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类的问题都是在讨论传统儒家文化与当代东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问题。这是传统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核心命题。这个核心命题一直以来都有许多不同的答案来解释说明它,特别是讨论因东亚经济奇迹而所伴生的一种“亚洲价值观”。这种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指导的亚洲价值观是否真正推动东亚经济发展?这里所指的“亚洲价值观”仅指东亚地区,应该更确切的说是“东亚价值观”。亚洲价值观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直到发生金融危机之前,西欧很多经济发展理论家和新闻界的看法认为,以东亚经济发展为基础,21世纪将是亚洲时代或太平洋时代。但是,1997年7月之后,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他们转向指责东亚经济体制的基础是落后于时代的亚洲价值观和体制,指责亚洲价值观的内容包括官僚主义、家族主义、温情主义等,它们相交错形成了腐败结构和“裙带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终于导致了经济危机。保罗•克鲁格曼在评价东亚金融危机时认为:“亚洲经济在管理方法上与美国不同,表现出一定的特性。没有我们政府与商界之间的对手和守法的关系,在高增长的亚洲经济中,商界与政府的精英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受禁令约束的紧密关系,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我的意见是,这种密切关系在整个经济里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允许商界和政府通过合作使国民福利最大化。但是,很快这种不受禁令约束就得到了一个新名字:“裙带资本主义”。它受到谴责,准确的说,它在损害整体经济的情况下培育了难以令人信服的私人利益,从而成为危机的根源。”这个亚洲价值观是20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以政治口号或塑造象征的形式提出的。他们认为,东亚国家的政府受儒家文化的传统和价值观的影响,具有家长式权威,在经济发展中起核心作用。这是东亚经济取得20余年高速增长以后,向西欧宣告亚洲人的文化、政治、经济正统性和一种优越性的形式。亚洲价值观一般理解为家族主义、勤劳节俭、重视教育、集体主义、对权威的尊重等。这种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竟然被西方学者理解成为为了让政府和商人相勾结的裙带资本主义,也成为了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这可能是西方学者那种欧洲中心论、美国中心论的意识在作祟。自从近代以来西欧和美国经济的发达使它们质疑世界上其他地区文化、制度的合理性。早在马克思•韦伯(Max•Weber)论证新教伦理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时,韦伯认为,强调储蓄、又从事生产、扩大再生产是基督教卡文派先提出的一个观念,而且变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这个行为准则逐渐被新教徒普遍接受。他认为因为新教在伦理、价值观上的改变,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后来的工业革命。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中指出,经济发展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马克思•韦伯还指出中国的儒教和印度教等东方宗教从本质上都是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马克思•韦伯处在20世纪初那个时期,也正是东亚地区普遍落后受压迫的时期,就凭那时的状况判断信奉传统儒家文化的东亚地区是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而落后,儒家文化就被当作阻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是片面的。马克思•韦伯这种分析对后来的东西方都很有影响。中国、日本等国很多人认为东亚地区落后是由于儒家文化落后造成的。西方学者更是一贯坚持认为传统儒家文化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虽然有一些赞成肯定的声音,但是只要东亚经济一出现问题,像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就会引来一大股批评否定之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从“东亚奇迹”到“裙带资本主义”的转变就充分说明了西方世界对东亚儒家文化的不赞同。

    1993年,世界银行在题为“东亚奇迹”(TheEastAsianMiracle)的报告中指出,东亚八个国家(地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香港地区、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在1965-1990年的1/4世纪中,比世界其他地区分配得更加平均,而且创造了最高的经济增长奇迹。这些亚洲高速增长的国家与地区(HPAEs)在过去的1/4世纪里实现了相当于亚洲其他地区的2倍、中南美和南亚的3倍、撒哈拉沙漠周边地区非洲国家群的5倍的经济增长,其增长速度甚至高于中东产油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HPAEs实现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和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因此说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世界银行认为,“东亚奇迹”的基本因素有:①高比率的储蓄和高比率的民间投资;②积极培育人力资源等政策引导增长;③坚实维护了经济基础变量;④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等政府的有效支援推出出口主导型战略;⑤开发基础设施;⑥培育引导发展的金融机构。从世界银行的这份“东亚奇迹”报告书中可以明显看出来东亚地区深受传统儒家文化之影响而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然而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报告书遭到了麻省理工学院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根本性批判。1994年,在《外交事务(ForeignAffairs)》杂志上发表的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TheMythofAsia’sMiracle)一文中,克鲁格曼教授利用总要素生产率指标(TFP)评价说,东亚经济只不过是依靠大量投入劳动和资本实现的要素主导型增长而已,并不是效率基础上的增长;在东亚,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已达到极限,而且正在耗尽,所以东亚的高速增长不可能持续。他的最终结论认为,所谓“东亚奇迹”只不过是所流汗水的回报而已,东亚模式缺乏促使效率增进的创造性和灵感。保罗•克鲁格曼作为西方经济学者中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的一个,他的这个总生产要素模型有一定的理性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没有弄清楚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就算克鲁格曼的总生产要素(TEP)这个衡量指标也不一定是完全符合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的。下面来看表四的数据。从表四中我们可以看出,198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当部分归因于资本积累,其贡献率超过了50%。同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平均达13.5%。这一贡献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对80年代早期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东亚地区比较后发展的大国中国来讲,其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就占了很有些部分,世界银行和Hu及Khan还认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还要多一点……主要靠技术进步而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这样的东亚地区后发展起来的大国(中国1978年才实行改革开放)都能对经济增长贡献出一定的份额,那么东亚地区其他先于中国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是更能在全要素生产率(总要素生产率)这一方面对经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份额。诚然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是许多资本和劳动这些生产要素的投入而拉动的,但在劳动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经济发展贡献力量的过程中,总要素生产率也在贡献它的力量。东亚各国也在进行R&D,这些研究开发项目对东亚地区技术进步有很大的贡献意义,使全要素生产率得以上升。全要素生产率等于事后从GDP增长率中扣除资本与劳动增长贡献率而得出的余额,他代表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保罗•克鲁格曼的要素投入论的结论是不符合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绝不是那种没有技术进步的发展。从以上这个中国的研究数据可以推断出东亚的经济发展绝不是没有创造性的纯粹要素主导型增长。保罗•克鲁格曼根据索罗(solow)的总要素生产模型而推断出来的结论有一定的偏失之处,不是十分准确的。传统儒家文化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生活积累沉淀,是不断地展现它的活力的。不能因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就予以否定。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很多思想内涵在当今的东亚经济发展之中都会得到重新的挖掘。

    (二)传统儒家文化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因素

    前面已经用很大的篇幅叙述过我们这里所指的传统儒家文化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传统儒家文化。这里的“传统”的含义是指继承那种优良的引导人们进步发展的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传统要传承好的传统文化。传统儒家文化能保持中国2000多年的繁荣强大,能稳定的保持社会秩序,其强大的生命力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在封建社会和近代史上,传统儒家文化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农耕经济的,这就有了阻碍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事实,因而也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传统儒家文化阻碍了东亚的经济发展,认为儒家文化适应不了现代市场经济。这不是以发展的边际的思维来看待传统儒家文化,其实传统儒家文化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发展的过程。文化是一个包括广泛内容的综合体,它既是历史传统的积累,也是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表现。一方面,文化有着自己的特有构成和体系,另一方面,,它又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紧密相联。不过,尽管文化可以包揽许多内容,但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文化的转变可以是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先导,同时,经济社会的变革又会带动文化的更新和发展。传统儒家文化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思想体系,也受到人们思维方式变化而被赋予不同的内容。如传统农耕经济条件下的儒家思想强调的权威性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的权威性是有不同的内容和目的性的,其内涵大大改变了。文化与经济的适应性主要还是看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发展。文化与经济是互动的,文化既反映经济也作用于经济。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化为经济行为主体人地潜在指南;二是外化为经济网络联系。现代管理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表明: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以及由其组成的企业、合作伙伴、社区群体的心理水平状态,亦即普遍心理的特点、心理冲突、心理平衡、心理判断、心理价值,不仅取决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而且也受特定的民族、地区文化传统和习俗的直接影响。具有共同的传统文化或者说是都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其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政府、企业、个人)也是不同程度的受到传统儒家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这里特别强调的是,这些经济活动主体(或称市场主体)所具有的儒家文化传统不是原来那种维护封建体制和农耕经济的旧儒家文化传统,而是被赋予新的内涵的。

    传统儒家文化是一种强调群体主义和群体意识的文化,强调整体性与和谐性,注重集体利益。这对于经济普遍比较落后且属于后发型现代化的东亚地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设计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时间、思想和努力(即使它是有代价的),但是由于人们可以模仿新的制度形式而不予补偿设计新的制度措施的那些个人,因而在私人和社会的收益和成本方面会有重大差距。政府的方案要承担为坚持未来决定要增加的费用,就是说撤销费用高于自愿组织的费用。传统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强调群体主义和整体意识的文化在推进制度安排上是有效地。属于后发展的东亚地区,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些经济发达且各种经济制度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又凭借其先进性和强大的实力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中zhan有优势地位。许多世界市场上的游戏规则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并符合它们的利益的。既然在经济实力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那么东亚地区在这不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要获得经济发展就必须互助联合起来,强调一种整体观念和互助意识。这样可以使市场经济的各参与主体处在一个和谐友善的环境中,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这不像纯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那样的竞争对手关系或者只是把政府当个守夜人的角色。在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在世界上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时,单靠东亚地区的企业或企业家们自身的努力是很难与强大的西方发达国家竞争的。这时东亚地区的各个政府就不光是要承担守夜人的角色,而是要积极的去承担设计制度的成本,设计出有效的制度去促进经济发展。传统儒家文化的群体观念、权威意识在这时对各经济参与主体的行为有着积极的作用。这些传统儒家文化的思想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成了一种使政府、企业、企业家、员工们共同互助的观念动力。政府积极设计有效的制度而降低个人成本(企业成本)使之与社会成本保持一个能激励个人创造的范围之内。企业家与员工之间形成一种和谐相处的关系,企业家们能照顾员工们的利益,员工也能理解企业的整体长远发展大计。这样以来,在这种传统儒家文化注重群体意识的观念作用下,东亚地区各国和地区积极的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主动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出口导向战略需要东亚各国内部的政府、企业、工人间的团结协作,使这个战略更有效率,减少讨价还价的交易成本、谈判成本。出口导向战略是东亚国家及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而成功的战略,其基本内容是利用本国(本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优先发展面向出口的制造业,从制成品出口替代农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出口,以此推动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出口导向战略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第一,出口导向意味着主动去参与国际竞争,接受国际准则,这迫使本国提高劳动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注重技术进步;第二,本国产品面向国际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突破了本国经济发展水平低而购买力弱、需求不足的限制;第三,产品在国际市场销售,获取外汇,成为资本积累的一个总要来源。同时,发展中国家利用外汇购买先进技术和设备,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出口创汇能力,形成出口与增长的良性循环;第四,出口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是东亚地区各个政府设计得很好的制度,这个制度有效的促进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东亚地区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参与主体(政府、企业、个人)在一种传统儒家文化注重群体意识的观念引导下而共同协作使出口导向型战略成功的实施并发挥起作用。这还为东亚地区赚取了大量的外汇,如表五(见下页)所示的亚洲国家(主要指东亚)所持有的外汇一直是很多的,到2001年时达22011亿美元,占世界外汇储量的48.21%。这为东亚地区发展经济、加快自身的R&D建设和开发人力资源、培育人力资本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传统儒家文化历来有尊师重教而崇尚学习之风气。“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些观念在传统儒家文化中是很多的。在当代世界的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这个概念很受到重视。早在六十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从而掀起了把资本概念普遍化的革命,同时在工业化国家带来了对学校教育、培训工作、和其他人力资本形成项目进行投资的高潮。而东亚地区由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其重视教育的传统是显而易见的。从表六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的超过

    表六:主要发展中国家(地区)教育水平比较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最重视教育的一个大区域。这是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视教育的意思观念在东亚地区的体现。重视教育使东亚地区的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这就提高了整个东亚地区的人力资本。这些人力资本不光是现实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更为东亚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人力资本的基础。美国经济的强大跟美国强劲的科技研发能力是分不开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正是注重教育投资注重培育人力资本而使其研发能力一直保持了强劲的势头,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从而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东亚地区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具有强大的科研开发能力,而这科研开发能力的源泉又是教育。如果没有良好的教育水平,那么作R&D就无从谈起。那么东亚的经济发展很可能就如保罗•克鲁格曼说认为的那样光靠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而获得发展,而这种没有创造能力没有技术进步的发展是不可能长久的,不是可持续发展。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来使科学技术转移成为现实生产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而且使可持续发展。这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所提倡的。“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是,在增长过程中,当发生良性循环的扩散效应(spillovereffects)或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时,靠原有的生产要素可能使报酬递增。东亚的经济增长应该是内生经济增长那样要注重技术进步与创新,这样才能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无未来的增长。东亚历来重视教育的儒家文化传统会在培育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方面起积极作用。

    传统儒家文化提倡节俭、提倡俭朴的生活这种观念也使得东亚地区有一个普遍较高的储蓄率。东亚地区人们由于有传统儒家文化这个勤劳俭朴的文化传统而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增添了一份动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根据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G=s∕k,即一国的经济增长与其储蓄率成正比,而与其资本-产出比成反比。其中G代表经济增长率,s代表储蓄率,而k代表资本-产出比率)来看,东亚地区由于人们普遍勤劳俭朴,喜欢把钱用来储蓄积累下来,因而储蓄率s普遍很高,因而在资本—产出比率k变动很小(模型假设)的情况下,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又提供了动力。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勤俭节约的思想观念在当代东亚地区人们的心目中是普遍具有的,人们习惯于把钱积存下来等它增多而不是用来奢侈享乐。这就是使储蓄的钱能够被政府和企业借去用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升级,这就从根本上为东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动力。东亚地区居民喜欢储蓄还有一个大用途就是把储蓄的钱用来培养后代,使他们接受更多更良好的教育。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很大的(前面已经论证)。传统儒家文化勤俭节约的思想观念就是这样使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又具备了一个必要条件。这种勤俭节约的思想观念在这时就不再是原来封建社会那种守财奴的形象了,那种只会守死钱而不让它流动的守财奴思维对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而传统儒家文化勤俭节约的意识观念在东亚地区所表现出的高储蓄率是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既有物质资本也有人力资本。这些资本的积累也从一个方面保证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是可持续发展。

    传统儒家文化中有很多观念都可以在当代东亚经济发展之中被重新挖掘重新定位起来,从而在观念意识上为东亚经济发展建立有效的制度保证。这些传统儒家文化都是儒家思想这个不断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的合理内核,是能够适应东亚经济发展的,并为东亚经济发展提供一种思想观念上的动力。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动力又潜移默化的影响东亚地区人们的行为,使经济参与主体们能和谐相处并互相协作,共同促进东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发展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未来发展

    当今世界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中,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并存。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大热点。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有贸易创造、贸易转移等静态效应,还有规模经济、吸引外资、加强竞争、扩大与深化等动态效应。这些效应促进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从全球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地理上相邻的、文化上相近、政治制度相同的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提高整个区域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使区域内各个成员以规模经济效应来共同应对外部市场的激烈竞争压力,从而对本地区内各成员的发展有利。这里是把经济发展当作一种区域的行为或者更广义上来说是一种世界行为来看待,也可以当作是各个成员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设计的制度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含一整套有关各成员方经济合作的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是有成本的。只有当成员方认为其加入这个制度的成本小于加入这个制度的收益时,它才会考虑加入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来。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治动因和政治问题也十分突出,政治原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决定着区域经济一体化或者是区域内经济合作能否实现。当今世界进行得最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欧洲联盟,欧洲联盟不光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尝试着区域政治一体化搞区域内政治经济一体化。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是进行得比较顺利的区域经济合作。东亚地区有东盟FTA和APEC。欧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也是欧洲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处于政治方面防范大战再起的初衷而逐步建立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欧盟从开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发展到现在的政治经济上紧密联系的欧洲联盟。这些欧盟成员文化上的同源、经济上的发展程度相近、政治制度上的相同是它们能联合起来共同发展的一大前提。欧洲联盟主要是由于政治动因而联合起来的,经济上的协作增加了各国的收益也防止了大战的再起。这种政治动因开始的区域政治经济一体化能够承担一些制度设计上的成本费用,因为这些是相对于政治动因来说处于次要的因素。

    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或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与欧盟、北美有很大的不同。自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的确是加强了。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当年1997年的12月,就首次召开了东盟加中、日、韩首脑会议(“10+3”)。此后,“10+3”首脑会议就成了每年定期召开的会议,并逐渐演变成了“10+3”会议机制。从1997年开始每年的“10+3”首脑会议都为东亚经济合作进行了一些讨论并达成了一些协议,如货币互换协议、创立亚洲债券基金等。在2001年的首脑会议上,东盟还与中国就10年内建立“10+中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在2002年11月的第六次“10+3”会议期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样标志着东亚区域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东亚经济合作在这时出现高潮的原因有:⒈国际范围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巨大压力。⒉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沉痛教训。⒊东亚地区政治经济环境的改善,为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条件。此外,2001年以来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也是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催化剂。但这些似乎表明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只是迫于东亚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压力的合作缓解压力措施。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而不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东亚地区具有共同的传统儒家文化,能以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思想内核来指导行为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而这种经济发展能不能成为一种区域内经济合作的经济发展,把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形成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始终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地方。这也关系到传统儒家文化能不能成为一种区域性的共同文化,“亚洲价值观”能不能在经济合作中被东亚地区广泛认同。

    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东亚地区共有的传统儒家文化使它们的经济发展很有活力。但值得一提的是,传统儒家文化在东亚各国只是与各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结合以后的本土化的儒家文化,是各国站在自己的民族文化基础上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各自理解,还没有一种能统一认同的儒家文化意识观念。各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有点像是标着传统儒家文化的招牌、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而又根据本国本民族传统文化加以改造的自我表达。因此,传统儒家文化的未来发展怎么样也是值得关注的。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能不能使传统儒家文化也像欧美文化那样对世界具有强大的冲击力?一种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是与产生它并支持它的经济力量分不开的。当今世界上美国文化的强大影响力就是以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美国一直以来以其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使世界有一种认为美国文化应该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最先进的文化的倾向,文化渗透也成为美国扩大其政治经济强权的一种手段。文化上的优势也使美国经济的发展减少的制度设计一些成本,文化无形的为美国经济发展的制度设计(特别是对外经济)作贡献。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制度安排而去指导人们的行为方式。文化上的先进性就能为设计出好的制度安排打下一个基础,这样能更好的促进经济发展。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之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是具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地理位置相邻的各经济体联合起来发展经济的一种好的实践形式,能从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促进经济体经济的共同发展。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积极作用。而在东亚经济合作之中,具有共同传统儒家文化(内核一致)的东亚地区各国能否冲破历史上造成的隔阂,这是传统儒家文化未来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会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继续促进的,在这样的经济发展中应该更注重的是培育一种文化认同感,让东亚地区的传统儒家文化能在具有各国民族特点的基础上更多的有一点共同认同性,这样传统儒家文化就也能在促进东亚地区区域经济合作上有所作为,而这种区域经济合作又会促进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现在的东亚区域合作离实质性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或共同体的目标还很远,东亚合作名副其实,更多地集中在合作上,还没有共同的政策协调等。如果东亚地区能将区域经济合作深入发展下去而实现全面互利的共同发展,那么传统儒家文化的亚洲价值观才可能真正的被广泛认同。

    结束语

    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东亚地区经过自身的努力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再加上东亚各国的民族文化而形成的这种崇尚节俭、勤奋好学、注重群体意识的被重新定位的传统儒家文化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儒家文化。这种新的传统儒家文化是原来的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内核发展进步的结果。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同样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并能促进经济发展。因为传统儒家文化使市场经济参与主体之间能保持一种和谐相处的稳定关系,从而减少制度设计的成本,使有效的制度更容易推行更能及时有效的促进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本文一开始先是较详细的论述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而以两者都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又来论述第二部分的传统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问题。用了一些数据和模型初步论证了传统儒家文化是能适应东亚经济发展而且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了传统儒家文化能否促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而促进区域经济整体发展这个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到底东亚地区能不能更紧密的进行经济合作,传统儒家文化能不能作为东亚各国都普遍的文化认同而促使各国加强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激烈挑战?传统儒家文化能不能在整合影响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各种分利集团的利益中起到积极作用?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本的亚洲价值观能不能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促进下真正被广泛认同,这些都是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只是作个引子以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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